春节这些事儿

　　年味越来越淡。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。究其原因，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人摒弃了传统文化，我们只能说，随着现代文化、现代文明的发展，一方面人们思想里某种惰性的东西在作祟，遗弃了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;另一方面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一定的冲突，年味变淡也就是这种冲突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杀年猪的少了

　　早在二三千年前，我国就有了很发达的养猪业。猪虽然很普通，但一般人家一年到头却难得吃几回猪肉。原因是家里养的猪起码要长过一百二三十斤才能“出圈”(杀或卖)，平时杀猪家里人一时半会吃不完，一般都是卖了换钱花。惟独过年(春节)是个例外，进了腊月，大部分人家都要杀猪，为过年做菜准备肉料，民间谓之“杀年猪”。童谣中说“小孩小孩你别哭，进了腊月就杀猪”、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月就是年”，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盼望杀年猪吃肉的心情。时至今日，人们物质条件大幅提升，吃肉已不限定于年节。农家杀头年猪，大部分也是用来做熏肉。早两年在农村还有半数左右的人家杀年猪，今年杀年猪的却不到三成。家住如意镇的庞大叔表示：街上天天有肉买，袋里不缺钱，谁都想吃新鲜肉。往年我家都要杀年猪，今年换了名堂，就在镇上购了二十斤肉过年。听说腊制品不利健康，今年我们家只做了少量熏肉。

　　除夕守岁的不多

　　除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重大的节日之一，俗称“年三十”。传统中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，叫守岁。苏轼有《守岁》：“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。”除夕这一天，家里家外不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要贴门神、贴春联、贴年画、挂灯笼，人们则换上带喜庆色彩和带图案的新衣。记得孩童时期，笔者家住乡下土砖屋，堂屋里有柴火炉，上面炖着猪脚萝卜，在旁摆上糕点、瓜子等小吃，一家人就围炉夜话。大人们谈一年的成绩、总结经验并计划来年，小孩子们则哄闹着玩耍，一家人一般要坐到新年到来，然后到屋坪前放挂鞭炮。而现今，多数人家住进了楼房，灶屋也鲜见柴火炉，于是乎，年龄大点的人回到卧室，打开空调，坐在床上看春晚;年轻人或也回房坐在床上开着空调看春晚，或者三五相约打打牌，现状是很少有年轻人陪着父母围炉夜话。至于小孩子，不耐熬的早睡了，那些“强不睡”的就在凌晨和大人们在屋坪前放几个大烟花。或者饿了，也不炖猪脚萝卜吃了，或汤圆、或下点面条简单填饱肚皮，洗脸脚睡觉。

　　鲜见龙灯队伍

　　笔者小时候是参加过龙灯队伍的，或举纸鱼纸虾、或举彩旗。记得那时的每个龙灯队伍都有五六十号人，有两面锣、两面鼓，有乐器队，有铳，大点的还有两人抬着吹的长号，旗牌官则举着写有“风调雨顺”、“五谷丰登”字样的旗牌，小孩子们则举着彩旗、纸鱼纸虾等物件。龙灯队伍浩浩荡荡地开拔，大约在正月初六左右出灯，正月十五晚收龙。那时的龙灯队伍进屋是有名堂的，要锣鼓先进，旗牌官随行，进了老板的屋说些吉祥话儿，然后是进龙，进乐器队，其他人员一般不进堂屋。老板则在里面准备了烟酒，打发红包，有时还客气地送烟酒和糖果给龙灯队伍。龙灯队伍还有专门的联络人，今天在哪儿开始起灯?在哪家吃饭?在哪家歇龙?这些都是丝毫马虎不得的，龙灯歇息时龙是要供奉的。那时的龙灯队伍不功利，不挑户舞，也不会嫌老板打发不客气，大伙图的就是一个热闹。现今这些景像很少见了，笔者这几天仅在如意亭街上看见过一支龙灯队伍，坐着一台汽车来的，不到二十号人，乐器就是一面鼓，不论气势和规模，自然都不能和旧时相提并论。他们的功利色彩也重了，不入农户，就在集镇店铺或者企业单位上舞，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有盈利的目的在内。

　　压岁钱越来越厚实

　　“只是压岁钱，就派发了上千元，将近半个月的工资。”80后的苏天敏参加工作整一年，从广州回到韶山过年，想要把自己赚得的第一笔钱和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分享，“一共十个人，每人至少都要给一张红色大钞。”苏天敏感叹红包成了新年第一压力，“以前的压岁钱就是个‘小意思’，但现在确实已经成为负担了。”在我市，压岁钱近年来也随着经济水平节节涨，百元以下的压岁钱已经“拿不出手”。记者调查发现，在我市中学生每年的压岁钱基本在1000-2000元，小学生和大学生则略高，每份红包的面额基本都在100元左右。“爷爷奶奶最大方，给的压岁钱基本都是别人的两倍。”在调查中，不少收到压岁钱的学生都认为爷爷奶奶最慷慨，压岁钱在200元至500元，高者还有上千元。压岁钱都做什么用?调查中，中学生普遍表示压岁钱都由自己保管和支配。超过60%的部分被存起来，当作一年的“小金库”开销，剩下的则在春节期间聚会消费。小学生则普遍表示，压岁钱由父母保管，将用在学习上。个别家庭，开始在压岁钱中设立奖励机制，鼓励晚辈们好好学习争取年终大红包。“在我们家，压岁钱就是奖金，哪个孩子学习最好，或者获得了奖项，压岁钱就会比别人多一些。”初中生杨宴臣告诉笔者。